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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庆余年2】杜甫“陶潜避俗翁”诗三论

来源:金年会|金字招牌|官网首页  更新时间:2024-07-17 20:42:12

 

  作者:贺伟(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)

 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,杜甫某些作家当时即享有盛名,陶潜此后或一直保持着较大的避俗影响力,或逐渐被边缘化。翁诗还有部分作家生前不受重视,杜甫后世借助于某位重要人物的陶潜庆余年2推崇,最终进入经典作家的避俗序列。就后一种情况而言,翁诗一位经典作家对另一位经典作家文学史地位的杜甫确立,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陶潜推动作用。事物从来都具两面性,避俗有推动便会有阻碍,翁诗假如一位经典作家对另一位经典作家颇有微词,杜甫甚至横加批评,陶潜往往衍生出复杂的避俗接受史景观。本文探讨的这首杜诗正是典型案例。

  陶诗“枯槁”吗

  杜甫《遣兴》之三:“陶潜避俗翁,未必能达道。观其著诗集,颇亦恨枯槁。达生岂是足,默识盖不早。有子贤与愚,何其挂怀抱。”宋人赵次公曰“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语矣”,并举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“夏日长抱饥,寒夜无被眠”、百度网盘《岁暮和张常侍》“屡阙清酤至,无以乐当年”等诗为证,显然将“观其著诗集,颇亦恨枯槁”理解为陶诗多蕴含人生枯槁的遗恨。

  有别于上述意见,不少学者认为“观其著诗集”二句是杜甫对陶诗的评价。成书于南宋初年的《北山诗话》云“子美不喜渊明诗,而多用鲍照语。于照则曰‘俊逸鲍参军’,于潜则曰‘未必能达道’”,这似乎是现存最早的杜甫不喜陶诗的记载。胡应麟《诗薮》云“子美之不甚喜陶诗,而恨其枯槁也”,进一步提出杜甫批评陶诗枯槁。今天有关陶渊明的研究论著大都沿袭了这一解读。

  《诗品·宋征士陶潜诗》云:“世叹其质直。至如‘欢言醉春酒’‘日暮天无云’,风华清靡,岂直为田家语耶?”“质直”“田家语”暗示南朝社会普遍认为陶诗质木无文。北齐阳休之编有十卷本陶集,却也不得不承认陶诗辞采未优。延至唐代,类似的言论仍然存在。杜甫是唐代社会的一员,他对陶诗的评价未必能超越历史传统和时代共性。正是爱奇艺基于上述接受史背景,许多学者才不假思索地将“颇亦恨枯槁”理解为杜甫批评陶诗枯槁。

  粗检现存宋前典籍,“枯槁”常形容人或事物困顿憔悴,尚未见评价诗文的案例。直至宋代,人们才开始较频繁地使用“枯槁”一词评价文学创作,如许尹《黄陈诗集注序》:“陶渊明、韦苏州之诗,寂寞枯槁,如丛兰幽桂,可宜于山林,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。”再如《朱子语类》:“或曰:‘(梅)圣俞长于诗。’曰:‘诗亦不得谓之好。’或曰:‘其诗亦平淡。’曰:‘他不是平淡,乃是枯槁。’”

  除“颇亦恨枯槁”外,杜甫集中尚有五处使用“枯槁”,均是比较传统的含义,如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“少年努力纵谈笑,看我形容已枯槁”。杜甫具有丰富的文学创造力,词语运用也多不拘旧俗、自出新意,但在特定的时段内,其遣词造句往往呈现出整体的稳定性和连贯性。既然杜甫作品中其他使用“枯槁”的案例含义相近,且皆不用以评价诗文,“颇亦恨枯槁”亦当如此。

  此外,杜甫对陶渊明颇为推崇,并不认为其诗缺乏文采。《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》“陶谢不枝梧,风骚共推激”、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“焉得思如陶谢手,令渠述作与同游”,前者写于困守长安时期,后者寓居蜀地所作,从中不难窥见他对陶诗的欣赏。

  综上,“观其著诗集,颇亦恨枯槁”指陶渊明作品中多流露人生枯槁的感叹,而非批评陶诗枯槁,以“枯槁”评价诗文是两宋之际才产生的现象。其实一个人能否达道,与诗文是否枯槁也构不成因果联系。在儒家诗学语境里,诗风质朴被视为接近“道”,文辞华丽反被当成“害道”,常常招致批评。杜甫所言之“道”可能更接近庄子的思想,但老、庄提倡朴素自然的文艺观,同样不反对作品枯槁。

  陶渊明“达道”了吗

  杜甫认为陶渊明虽然辞官归隐,远离世俗,未见得达道。类似的观点前人早已有之,如《南齐书·高逸传》将历代隐士按情迹分成四类,指出他们未必皆有志“达道”。

  围绕陶渊明是否达道,后世产生很多争论。部分学者赞成杜甫的观点,唯对陶渊明未达之“道”存在不同的认识。或将“道”理解成“儒家之道”,认为陶渊明缺少兼济天下的志向;或将“道”理解成“教育子女的方法”,认为陶渊明不懂得因材施教;或将“道”理解成“出处穷通之道”,认为陶渊明对出处未能释怀。宋代以后,随着陶渊明经典作家地位的确立,不少学者明确反对杜甫的观点,主张陶渊明“知道”“达道”,然对其所知、所达之“道”的理解同样互有出入。或以为儒家固穷之道,或以为禅宗之道,或以为养神之道,如郭祥正《读陶渊明传》之二云:“陶潜真达道,何止避俗翁。萧然守环堵,褐穿瓢屡空……使过宣尼圣,故应颜子同。”

  要想准确把握杜诗“道”的内涵,必须回到其叙事语境当中。杜甫提出陶渊明未必达道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:诗文多流露枯槁之恨;牵挂儿子贤愚。换言之,一个真正的达道之士不应有人生枯槁之叹和儿女贤愚之忧。《庄子·达生篇》“达生之情者,不务生之所无以为;达命之情者,不务命之所无奈何……夫欲免为形者,莫如弃世。弃世则无累,无累则正平,正平则与彼更生,更生则几矣”,陈鼓应译曰:“通达生命实情的,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;通达命运实况的,不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物……要想免于为形体劳累,便不如舍弃俗世。舍弃俗世就没有拖累,没有拖累就心正气平,心正气平就和自然共同变化更新,和自然共同变化更新就接近道了。”按照庄子的理论,陶渊明虽然能够舍弃俗世,但仍牵挂儿子的贤愚,不能做到“无累”,也不能心正气平,诗文颇有枯槁之恨,所以未能达道。可见,杜诗之“道”主要指庄子的达生之道。

  杜甫为何批评陶渊明

  葛立方据杜甫《遣兴》“骥子好男儿,前年学语时……世乱怜渠小,家贫仰母慈”、《得家书》“熊儿幸无恙,骥子最怜渠”等诗,指出他“于诸子钟情尤甚于渊明”。既然如此,杜甫为何批评陶渊明,并说出“有子贤与愚,何其挂怀抱”这样愤激的话语呢?

  乾元二年七月(759),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,携家西行,越过陇坂,来到秦州;十月,从秦州出发,前往同谷;十二月一日,离开同谷。“陶潜避俗翁”即寓居秦州时所写。杜甫在秦州仅停留三月,考察这一时期的诗文,可以相对准确地“复原”其创作心态。

  首先,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充满着羁旅之悲。《遣兴》之四“蓬生非无根,漂荡随高风。天寒落万里,不复归本丛……生涯能几何,常在羁旅中”、《别赞上人》“百川日东流,客去亦不息。我生苦漂荡,何时有终极”、《萤火》“十月清霜重,飘零何处归”。由于战乱,杜甫与亲友天各一方,他将自己比作飞蓬、流水、萤火虫,不知这种飘零无依的生活何时是尽头。

  其次,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充满着饥寒之苦。《空囊》“不炊井晨冻,无衣床夜寒。囊空恐羞涩,留得一钱看”、《赤谷》“山深苦多风,落日童稚饥”。秋意渐浓,天气转凉,诗人缺少必要的衣食储备,年幼的孩子们饱受饥寒之苦。

  复次,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充满着疾病之痛。杜甫很早就感染疟疾,始终不见好转,因长年遭受病痛折磨,他甚至想到了死亡,《赤谷》“贫病转零落,故乡不可思。常恐死道路,永为高人嗤”。

  概之,安史之乱后,杜甫流离漂泊,妻儿饥饿,身患疟疾,备受折磨,甚至有死亡的忧虑,发之于诗,多愤激之辞,这既是情绪的宣泄,也是自嘲,未必代表他平日里真实的心迹。杜甫一生以儒家济世思想为依归,渴望建功立业,却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,儿女饱食尚不可得,贤愚与否又何须挂心,或许这便是他写“陶潜避俗翁”时的心态。明人邢昉《同于皇和陶渊明乞食诗》之一云“稚子甫十龄,向壁诵书诗。我方谋尔饱,曷敢觊尔才”,恰可与杜诗相印证。

  《日报》(2024年04月22日 13版)